“当人的意念一旦启动，良知也‘自然’地同时启动，这里所说的‘同时’，意谓良知与意念、人心与意识之间不存在丝毫的间隙。”

“良知必然‘同时’地、亦即‘自然’地存在于人的意识活动的整个过程之中，而不是说良知须等待或倚靠人的意念去发动，然后再回头来去察识意念的是非善恶。”

“这是先天所在，或者说纯粹理性所在。”

“正因这种纯粹，才保持了人想对于万物的‘超然’。”

“没有这种超然，人也不过是‘槁木死灰’，没有这种超然，作为人的天大追求，便是镜花水月。”

“若是摈弃这种先天之超然，便是再‘格物’、再‘循世’，也不过活不出自我的超脱，更成不了圣。”

“故，推陈出新，当以先天而始！”

朱翊钧静静听着这些人论述。

心中却并不平静。

如今的道学，太城市化了，全然向“纯粹理性”集中。

既不说格物了，也不说实践了。

一味靠着推演、感悟而成道。

甚至缺失了逻辑这最为重要的一环。

这不是形而上的问题——形而上本身作为“规律的规律”，其实理应指导形而下，也就是万物规律的。

但如今的心学，自“心无外物”一出之后，已然彻底割裂了内外的联系。

“规律之规律”，变成了“超脱规律之超脱”。

薛应旂要保持人意识的超然有错么？

其实并没有。

这是哲学的必经之路，理性与经验之争，古往今来，中西内外，莫不如此。

但薛应旂的问题，或者说整个心学，出就出在太割裂了。

为了保持这种超脱，将实践彻底视若无物。

而王畿，就更是重量级了……

认为没有什么先天后天，也没有什么是非善恶，一切都是“自我的悟道”。

万物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悟道的时候，恰好对其有所感知，本质上仍旧是虚妄，只是因“我”而存在。

这样想着，朱翊钧看着王畿侃侃而谈，不由暗暗摇头。

“慎于一念之微，并非给人之思想加之一种戒律，其目的恰恰是要通过这种工夫的实地践履，使人心在顺道而行的基础上，恢复自由自在的先天之境。”

“致良知工夫的起手处，便在于‘理会当下一念’”

“若说钱老看重的是自律，那我之学说，便只说自觉。”

“只有了悟良知本体者，才有资格谈自觉，反之，没有觉悟良知本体之人，只能是以自律为法。”

“良知之虚，便是太虚，良知之无，便是太虚之无形。”

“本体也无，世界也无，无心为道，心意知物，皆为无执无着无相之无。”

“要想一窥这形上之境界，就要在心上实现一个翻转，即不带分别意识地去行事，这就需要化去意识的遮蔽。”

“我悟故我在。”

“故，推陈出新，亦不过，唯我独存。”

话音刚落。

李贽便大摇其头：“王龙溪只以先天后天对翻，好像教人舍后天赴先天，这便有病。”

“把先天之学看得太容易，又把四句教只看为后天，而忽略了其致良知之先天义。”

“这变成了荡越。”

“但是除这四无之说外，其他处他亦只就良知说。

常说，如信得良知过时，便如何如何。”

“于致良知之四有中亦即可以通于无矣，这便可无病。”

“矛盾矣！”

“证悟先天本体最终也是为落实到内圣道路上，如此矛盾，焉能内圣？”

李贽将王畿狠狠批判了一番。

继而最后一个开口论述起来。

“予以为，自道学兴盛以来，只说内圣二字，断不提外王，或许才是推陈出新的关键所在。”

“内圣，是儒门千年的道统所在，道学的终点，唯有性、命二字。”

“此为内在之超越。”

“而我外在之普世，便是与之对应。”

“……”

李贽刚一说完。

便被薛应旂直接驳斥。

李贽自然争锋相对。

而后，又有袁洪愈、王畿的加入，几人很快便面红耳赤争论起来。

不一会儿，台上几人已经吵做一团。

朱翊钧静静看着这一幕。

理性往往都想要实现超脱，但在超脱之前，凡人仍旧只能在尘世仰望，那么引入各种视角以及原则来达到这种超脱，便是凡人的必经之路。

朱熹的格物致知如此，王阳明的知行合一如此。

如今袁洪愈将主观能动性缝补进理学如此，薛应旂坚守意识的超然，更是如此。

可惜，这些出于理性的需要而预设的视角，以及假定的原则，并不能说服所有人。

因此诸多学派之间，才有了诸多纷争。

若是看到了论辩双方的主张都有根据，会让人犹疑不定。

若是人们对于这一纷争失望，则会走向一种漠不关心的态度。

这是道学丧失生机，糜烂腐朽的最大因素。

无独有偶，大洋彼岸，二百年之后，同样会走入相同的境地——虽然一者的行而上学是物理学之后，一者的形而上学是伦理学之后——可惜结果有所不一样的是，此处在异族入关后，道学失去了焕发新生的可能。

而如今的道学，正是要重新定论，进行自我审视，继而走出这个困境。

这是朱翊钧现在推波助澜的事。

或许，他想的也不一定对，但谁让他受国之不祥呢？

朱翊钧敲了敲椅子上的扶手，发出些微声响。

“袁公之本体，在于天理。”

“薛公之本体，在于良知。”

“王公之本体，泯于虚无。”

“李公之本体，抽象于世。”

众人的注意力，本身就留了一部分在皇帝身上。

此时皇帝一开口，众人立刻止住了争论。

眼中闪烁惊疑，静静等着皇帝开口。

“我以为，人之本体为何物？”

朱翊钧自问自答：“在乎认识！”

道学形本质上是“伦理学之后”，只不过采取了一种认知哲学的模型而已。

它即使涉及了一些认识论问题，也不是为了借此来追求“真理”，以便获得与客观世界相符合的知识，而只是为了给人的伦理行为寻求某种宇宙论的根据和认知上的辩护。

在老子那里，在认识论上只限于一种“涤除玄览，能无疵乎”的直觉观照，只要凭借这种观照，就能“不出户知天下，不窥牖见天道”，直击形而上的本体。

到朱熹，当其说出“格物致知”，所谓“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”的“工夫”时，常令人误解为认识论上的经验主义，其实与客观事物的知识没有什么关系，不过是通过待人接物而懂得在君臣父子的伦理体系中学会如何“做人”的道理而已。

到阳明的知行合一致良知，便更是如此了，已然抛弃了认识论，直奔心性感悟。

而伦理学之后，需要向哲学靠拢，最直接的关系，便在于认识论。

所以。

道学需要在认识论上，重新开发。

继而从伦理学，慢慢走向一门真正的哲学。

朱翊钧再度重复道：“在乎认识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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