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声远认为，收回三地租界，免除每年约104万华元的庚子赔款也可以了，逼得太紧，导致日本的强烈反弹，就像当年日俄战争，一分钱拿不到，我们岂不太亏？

方声远实在是不想让战争继续下去了。

11月3日晚，方声远照例先让秘书打电话给海晏堂，然后带了唐绍仪去向龙谦汇报政府的正式意见。

一般人认为，总统和总理都居住在西苑，应该是日日见面才是。

总理要面见总统，哪里需要先电话请示嘛。

错！

实际情况是，他们这些位居最高层的大员们彼此来往极少，除了重要的公务外，一般公务上的意见交流都是通过公文和电话进行的，更不要说是私事了。

海晏堂作为总统临时官邸，很少有人因私事拜谒。

可以随意进入海晏堂“串门”的人极少，是一种特殊的荣誉。

这类人不是以官职划分的，而是与龙谦的私交。

在1914年，龙谦就任总统的第五个年头，可以不经通报进入海晏堂的只有陈超、陈娴、欧阳中、李文秀、大卫、张远哲等数人。

陈超、陈娴不必说了，欧阳中是总统办公厅主任，算是日日见面的“大总管”，李文秀是鲁山遗孀，已迁居山东老家，平时不来北京。

美国人大卫.狄文身份最为特殊，半公半私，一度时间还兼着振华的英文教师。

如今大半时间在美国打理华美机械的商务，很少见面了。

只有一个《中华报》记者张远哲特殊，1909年龙谦进京后认识了张远哲，成了朋友，特意交代办公厅，张记者前来不需通报。

其余人便如王明远、司徒均、江云这样的绝对心腹，来海晏堂汇报请示工作也是需要提前约定的。

去年东南军区司令官叶延冰上将来京，还被警卫挡了驾，搞得叶上将很不高兴，但事后龙谦也未给连襟发一张“特别通行证”。

这一套制度建立的始作俑者正是欧阳中。

其中利弊龙谦是清楚的，他算是明白了之前所不懂的一个道理，那就是什么是“孤家寡人”了，总统不是皇帝，但绝大多数国人眼中，他这个总统就是皇帝。

只要他“金口”一开，没有办不成的事。

所以建国后来海晏堂找他的老部下极多，搞得他不胜其烦。

叙旧呢没有时间，私事相求又不能轻易答应，于是只好指示欧阳中把好门禁。

不愿意见的人就被欧阳中挡驾了。

为了不使自己的老朋友老部下见怪，龙谦只好定期不定期地请一些人来海晏堂吃饭，每次聚会都颇费一番脑筋。

总体上，龙谦请蒙山军体系外的客人多，请那些位子低的老部下多，反而如部长师长以上的大员极少。

宴席简单，以叙旧为主，而且，这类私人性质的宴请向来是他自掏腰包。

除非公务，比如请来访的外国政要如美国副国务卿兰辛，才走总统名下的招待费。

官员们承认，共和国建国后的官场风气与晚清有着天壤之别。

这跟龙谦的“不近人情”多少有些关系。

步行去往海晏堂的路上，唐绍仪对方声远说，感觉到我们这个意见力度小了些，怕不能令总统满意。

方声远说，总统常讲要实事求是。

你觉得山东一战能捞回更多的好处吗？

少川兄，说实话，能达到这个目的我就阿弥陀佛了。

果然，方案递交海晏堂，立即遭到了龙谦的反对，“如果是底线，未尝不可。

但收回汉口等三地租界的意义不大，不如将目光对准天津及中国驻屯军下手，赔款的重要性不如解决肘腋之患。”龙谦轻声说，“鸣皋，考虑到国防安全，天津至山海关铁路要彻底掌控才行。

即便有了京沈新线，也不能完全替代这条铁路。

当然，庚子尾款是绝对不给了，再给，我们就是满清政府了。

至于谈判，说个通俗的话，所谓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，至少我们当然要将口开的大一些。

庚子尾款取消，台湾收回，租界取缔，日资企业全部没收冲抵战费，撤走中国驻屯军，惩办侵略军那些残害百姓的部队主官，这些就是我的条件。”

方声远想了想，“总统，我咨询了杨皙子日本问题，我是担心日本军部势力反弹，中日间陷于长期战争啊。

我国海防极弱，如果日本海军攻击上海杭州，将东南毁于战火，是不是得不偿失？”龙谦谈及漫天要价，就地还钱的俗话，令他放心不少。

至少龙谦并没有因胜利失去理智，但他还是担心日本不能接受撤离中国驻屯军，收回天津日租界的要求。

“那样我就跟德国结盟了。”龙谦冷笑一声，“我说过现在时局特殊，英国人绝不会看着我们倒向德奥的。

欧战德国虽然没有击败法国，但占据了上风。

在这种局势下，英法俄如何愿意看到在亚洲出现一个大敌？

你放心，英国人心里有数着呢。”龙谦想了下，“日本没有派谈判专员来华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唐绍仪答道。

“那就让顾维钧出面。

部长助理对他的大使已经够给他们面子了。”(未完待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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