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世纪30年代是中国的灾难年代。

年代之初日军就开始对中国发起挑衅。

七七事变则开始了对中国的全面进攻。

积弱太久、力量涣散的中国军队在日军刚开始的强大攻势下节节败退。

中国进入了危急存亡的关头。

国民党政府被迫从南京迁至武汉而至重庆。

蒋介石也被迫飞往各个战场进行督战。

也是事态所逼。

严峻的事态并沒有给蒋介石时间和机会去思考和调整国内事务。

1938年10月后。

日军随着占领地的扩大。

兵力已不够分配。

同时由于其它各方面的复杂因素。

诸如借钱打仗。

国际信用度降低；军费巨大的开支。

迫使国内租税加重。

国内人民的厌战情绪增加等。

日本开始改变战略。

进攻步伐逐渐缓慢下來。

为蒋介石解决国内事务、消除自己的忧虑和恐惧提供了时间和机会。

同时日本的新战略也给了蒋介石心理上的空间。

注意力转向了国内。

日本的新战略在政治上从反蒋转为拉蒋。

将重点放在对国民政府“和平工作”上。

使蒋介石可以暂时从抗日事务中脱身出來。

所以蒋介石才会在1939年1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：“目前急患不在敌寇”。

而在“共产党之到处企图发展”。

日本的侵略也给了蒋介石统一全国的政治机会。

中国多年來一直处于各路诸侯、各派势力独霸一方的局面。

虽然表面上蒋介石政府重新统一了中国。

但中央政府形同虚设。

除了对中共的忧虑和恐惧之外。

各派军阀势力也是蒋介石头痛的问題。

日军的侵略给了蒋介石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

借机统一全国、发展自身的藉口和机会。

中共的军队在抗战中得到了发展。

同样在抗战中国民党的军队也得到了极大的扩充。

国民党军队“自开战至本月二十日（注：此时为1938年11月20日。）。

共计补前方兵员为一百九十四万七千余（其川滇桂晋冀鲁各军自行补充此尚未计及）”。

虽然抗战初期中国军队遭到了重大损失。

伤亡总数截至五中全会前约一百一十万人。

但兵额较开战时还有增多。

“现时共约二百五十余万人。

开始时共约一百七十余万人”。

并且何应钦认为：“我国军队现有之武器较诸开战时。

在数量上及素质上。

均优胜。”所以对蒋介石国民党來说。

坚持抗战的大旗。

不仅是民族主义之必须。

而且给自身带來莫大的实惠。

蒋介石借机发展自己的势力。

消除和减少一切不利因素。

实现和巩固自己的统治。

是五中全会召开的一大背景。

当然。

英、美为自身利益考虑而牺牲中国以求同日本妥协。

对国民党进行劝降。

这方面的背景也不可忽视。

中共虽然只有约20万左右的军队。

但却是国民党最头痛的问題。

阎锡山称王山西。

但威胁不大。

冯玉祥调至中央。

难有作为。

将全国划分成几个战区。

李宗仁就被迫离开广西。

成为无水之龙。

其余如刘湘、龙云之流也难有作为。

假以时日。

应可收服。

并且在抗战大旗下。

蒋介石可以随时任意支配他们的军队。

如调李品仙、廖磊军把守津浦线南段。

云南的卢汉军拱卫武汉等。

并进可随时进行分化和瓦解。

急患中共。

它有着李宗仁、阎锡山等军阀所沒有的猛烈的发展势头。

国共之间有着很尖锐的矛盾。

在日军进攻局势紧张时。

被遮蔽了。

当局势缓和下來后。

很快凸显。

这正是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与国共关系变化的症结所在。

同样也是随后出现的愈演愈烈的国共磨擦的症结之所在。

抗战爆发后的国共合作虽然消弭了两党间的战火。

但国民党内对中共的敌视依然存在。

其实国民党认为中共进行国共合作就是另有企图。

缺乏合作抗战的诚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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